文人缘何作画？作画又有何益处？

文人缘何作画？作画又有何益处？

2025-11-07 16:19:14

  文人缘何作画？作画又有何益处？
  对此，董其昌提出了独到见解。
  他言：“画之道，即所谓宇宙尽在手中，眼前皆是生机，所以作画之人往往长寿。至于那些刻画精细、受造物驱使之人，反而折损寿命，是因为毫无生机。黄子久、沈石田、文徵仲皆享高寿，仇英却短命，赵吴兴仅六十余岁。仇英与赵吴兴虽品格不同，但皆属习画之流，并非以画为寄托、以画为乐之人。以画为乐之风气，自黄公望始开先河。”

  董其昌将“寄乐于画”视为南宗与北宗的重要区别因素。
董其昌的论断，如一枚石子投入中国艺术史的深潭，激起的涟漪至今未散。
他将文人作画的真谛，凝练于“寄乐于画”四字之中，这不仅是艺术风格的区分，更是一种生命哲学的彰显。
然而，这条通往“生机”与“高寿”的道路，并非一蹴而就的空中楼阁，它需要以“强其筋骨”为基石，经历“走向心性”的修炼，最终抵达“心手相畅”的化境。

  文人为何作画？
在董其昌看来，绝非仅为技艺的炫耀或物象的摹写。
其核心在于“寄”与“乐”二字。
但此乐之生发，首在强其筋骨。
这“筋骨”，既是执笔运腕的生理基础，更是画中蕴含的笔力与结构。
中国画讲求“骨法用笔”，一根线条要有金石之气，内含筋骨皮肉。
若没有经年累月的锤炼，没有对笔墨控制力的千锤百炼，则线条浮软，结构松散，犹如人之元气不足，何来“宇宙在乎手中”的磅礴与自信？
故文人作画，并非排斥技巧，而是追求超越技巧的、一种由深厚功底支撑起来的从容与自由。

  当“筋骨”强健，方能卸去束缚，真正走向心性。
所谓“以画为乐”，所乐者正是这心与物游的无限生机。
文人将目光从外物的精细刻画转向内在世界的丰富表达。
一山一水，不再是客观实体，而是澄怀观道后的心象呈现。
这如同一种精神的气功，画家在凝神静观中，与造化同游，获得巨大的审美愉悦与心灵安宁。
故黄公望、沈石田、文徵明等“以画为乐”者，能享高寿，其画作亦气韵充沛，生机盎然。
反之，若如仇英辈，心神为物所役，笔下的“细谨”反而成了心性的枷锁，精神在谨小慎微中耗散，如董其昌所言，“损寿”之因正是“生机”的泯灭——这生机，既是画中气韵，更是画者活泼泼的本心。

  “筋骨”与“心性”的完美融合，便自然生发出创作中最美妙的境界----心手相畅。
笔，不再是外在于心的工具，而是心念的直接延伸。
心之所动，手即相应；笔迹所至，心绪昭然。
这即是“以画为寄”的至高体现。
所寄者，是文人的情怀、品格与精神家园。
当现实的“兼济”之路受阻，这方寸宣纸便成了其独善其身的桃源。
在这里，他们可以如倪瓒般抒写逸气，如徐渭般泼洒豪情。
这种“寄托”，使绘画从技术层面跃升至心灵与哲学的层面。

  董其昌将此风追溯至黄公望，正在于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等杰作，已不仅是风景，更是其一生阅历、学养与超然物外之情的自然流淌，是心手无间的最佳明证。
由此，“寄乐于画”便构成了一个从技术到精神，再从精神回归技术的圆满循环：强其筋骨以立其形，走向心性以赋其魂，心手相畅以成其境。这也正是董其昌“南北宗论”的深层内核，它点明了南宗文人画的核心特质：一种由内而外、技道合一的生命实践。

  文人作画，最终画的不是物，是心；所求的不是形似，是神遇。其最大的益处，不仅在笔下生出烟云丘壑，更在于在这“强筋骨 - 走心性 - 畅心手”的完整修炼中，滋养了画者的生命，使其心灵在笔墨氤氲间与宇宙生机同频共振，抵达一种圆融、通达、健康的生命状态。这或许正是董其昌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：当艺术成为生命的乐章，创作者便能在其中获得最深沉的快乐、最自在的表达与最长久的安宁。
（关俊）

  作者简介：关俊，号古洞山人。自幼跟随伯父关山月学习中国画。1981年广州美术学院首届附中毕业；1985年广州美术学院首届师范本科毕业；2009年广州美术学院首届艺术硕士毕业。岭南书画研究院院长，粤港澳美术家协会副主席，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美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。

  责任编辑莫家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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